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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用工荒”背后实际是“民工权利荒”

千万不可将“用工荒”的警号误解为政府可以放弃积极的就业政策,恰恰相反,劳动力的短缺正因存在制度约束,还不能完全自由流动。“民工荒”实际上是“民工权利荒”,民工短缺实际上是权利和制度的短缺。

  经济学中有“刘易斯拐点”之说,意指劳动力从无限供给到短缺的临界点。半个世纪前,美国的经济学家刘易斯创立了“二元经济发展模型”,指出发展中经济体工业化的初始条件是资本稀缺、劳动力过剩,在工业化过程中,工业部门会不断吸收农村中的剩余劳动力,工资水平并非取决于劳动力的供求关系,而是取决于农民的收入水平。当工业化将剩余劳动力都吸纳干净,工资水平就取决于劳动的边际生产力———如果不提高工资福利,不改善劳动条件,就雇请不到所需的劳动力。

  简而言之,在“刘易斯拐点”之前,是人求工作,不涨工资也会有源源不绝的劳动力;在“刘易斯拐点”之后,是工作求人,不涨工资就找不到合适的员工。春节后,沿海地区和内地同时出现严重的缺工现象。其中,广东珠三角地区用工缺口达200万。常年约有1200万农民工外出打工的人口大省、民工大省安徽,如今也出现了“用工荒”。“有专家指出,中国经济发展的‘人口红利’正在枯竭,用工荒正成为内地普遍现象,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将加速丧失优势”。这是否说明中国已经出现“刘易斯拐点”?(2月21日《武汉晚报》、《新快报》)

  早在2007年,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份报告就曾提醒:我国的劳动力正由过剩向短缺转变,拐点将在“十一五”期间出现,确切的时间可能是在2009年。当时从珠三角到长三角出现的“招工难”,也为这种观点提供了部分验证。没料到随后爆发国际金融危机,外部需求萎缩,出口加工业收缩,大批农民工被迫返乡,有机构预测就业岗位缺口达千万个之多。一时间,“刘易斯拐点”之说似乎不攻自破。

  可是,随着经济强劲反弹,“保增长”大局已定,“用工荒”又浮出水面,而且大有从沿海地区向内陆省份蔓延之势。其实,如果不是将“刘易斯拐点”的出现机械地设定在某个时间点,而是将其视为一个过程,经济危机等因素有可能提前或延后“拐点”的出现;那么,判断中国正在或即将出现“刘易斯拐点”是基本符合实情的。

  民工大省的“用工荒”,可看作是劳动力市场为“刘易斯拐点”拉响的警号。对于这一警号,在劳动力市场中交易的企业和农民工的反应敏感而迅速。比如,在地处安徽的广德开发区,“我们这里的工资水平基本跟江浙一样,待遇并不差”;开发区内企业给工作中的年轻工人播放流行音乐;新一代农民工选择在家乡打工;等等。倒是身处市场之外的政府官员和专家学者,千万不要误解了这一警号。

  “用工荒”并非意味着传统劳动力密集产业加速丧失优势。且不说中国制造业的工资水平还不到美国的十分之一,劳动力的相对价格优势不会立刻丧失;更不用说中国的劳动人口总量巨大,到2030年仍有9.7亿,比现在的总量还要大,届时劳动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约为67%,仍高于现在的绝大多数发达国家。因此,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虽然断言“刘易斯拐点”已经出现,却仍认为“我国在劳动力供给方面的优势会长期保持”。

  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劳动就业群体,就业是最大的民生。千万不可将“用工荒”的警号误解为政府可以放弃积极的就业政策,恰恰相反,劳动力的短缺正因存在制度约束,还不能完全自由流动。“民工荒”实际上是“民工权利荒”,民工短缺实际上是权利和制度的短缺。政府应将“用工荒”作为完善劳动力市场的契机和动力,改革税收制度、户籍管理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,提供农民工子女就学、职业技能教育等公共产品;而不是通过修改法律等手段将政府责任转嫁给企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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