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晋商为何没能成为资本家?

历史上的晋商是个不断被言说的话题,尤其是在全球经济危机的阴影还没有摆脱之时,西方媒体不惜整版探讨它何以在历史中国崛起,创下了几百年的基业。而其成因,在小说家成一的《白银谷》与《茶道青红》中有非常形象生动的描述,而今年由金城出版社出版的《忠义的资本》,从晋商在各地建立的山陕会馆做文章,可以说是成一小说的有力呼应。

北大教授韩毓海的《五百年来谁著史》意在对16世纪到19世纪的中国与世界做一打通了的描述与论说,试图为中国19世纪的衰败以及西方世界的崛起做出自己的结论。其中亦多有论述涉及到晋商。

虽然这并不是这本书的主要论题,某些“说法”在一些人看来,仍然很像《货币战争》,所以网上对它有“《货币战争》历史升级版”一说。但我并不同意这个简单论断,事实上,这本书的坦诚开阔与历史纵深感,是当下许多看似观点类似却又空有口号之书无法比拟的。比起他的结论,我更感兴趣的是:作者把一些当代话题置放在一个宽广的历史维度上探讨的尝试,该书增加了我们对历史中的国家制度,国际关系,地缘政治,货币政策,政治与交通种种学术问题的新理解。尽管你也可以笼统地说,这些看法与立论,无非就是时下被视作“洋派”的知识分子的观点罢了。其实观点的分歧并不重要,重要的是它能不能带来思维的撞击。忘了谁说过这句话:“我会发表我的声明,如果我错了,很好,它将是历史参考的一部分。”因此,我把此书也当作回看历史的参考。


一、晋商兴起,始于交通


孙:晋商是个有趣话题,不仅企业家重视,老百姓也爱谈,毕竟有《乔家大院》、《白银谷》这样的电视剧已经深入人心。所以看你这本书,只要说到晋商,就会特别感兴趣。我倒不都同意你书中每个看法,但是我很欣赏你看事物的方式,回到晋商这个话题,你这样的探求角度给人的启发是,晋商的兴衰,并不仅是一个商业的成败问题。而是多个方面的蝴蝶效应所致。我们先从晋商之兴谈起,除了通常人们理解的那些,你认为还有哪些原因?


韩:首先是交通。商品贸易和通货都与交通关系最大。山陕在历史上都是非常了不得的地方,最近我去山东聊城,在明代的古运河边上,矗立着一个庞大的古建筑群,叫山陕会馆,就是明清时代山西和陕西商人沿着运河在南北之间运送物资的商馆,1885年黄河改道之后,由于北方运河断绝,聊城(明代的东昌府)、临清这些《水浒传》、《金瓶梅》中所描写的明代商业都会,如今都衰落得不成样子了,近代以来,山陕两省更随着中国交通和贸易线路的变化,逐步丧失了其经济核心地位。当然,今天陕西在想自己的办法,比如说重建欧亚大陆桥头堡的地位,这就是因为商业、贸易的发达首先跟交通有密切关系。陕西当年的繁荣,固然因为它是关中腹地、物产丰富,更因为它有五条大路从西安通往世界。这五条道路分别是:一,由长安向洛阳、经黄河下渤海湾到东北,入朝鲜和日本九州,二,经长安到蒙古,三,经回鹘国北向贝加尔湖,四,通往地中海的陆上丝绸之路,五,经运河到南方口岸,由海路抵达波斯湾,与陆上丝绸之路在今叙利亚地位汇合。这就是条条大道通长安的意思。

山西同样如此,它的兴起与明清期间,中华帝国要开通通往北方蒙古的道路有关,也跟山西产盐有关。山西有个地方叫解州。黄帝蚩尤打仗,就是争那个地方的盐池。中国历代盐都是国家专卖,一般市场价格是生产价格的三十倍。自唐以后,中国国家土地税收就很少了,国家税收绝大多数靠盐利。盐是国家最主要的税源。汉以降有个制度叫均输,就是国家把全国各地的东西按交税的方式聚拢国库,缺物资时国家拿出来平抑物价。宋朝把运送税收物资的工作交给指定的商人,运粮、军需,也不用运到朝廷国库,而是直接运到北方边关。作为报酬,国家给你盐引――也就是贩盐的资格,这就叫“开中法”。明朝因为边关问题,蒙古问题(明朝,北方蒙古的势力一直很大,北方蒙古政权叫北元),于是就修明长城。九边有大规模驻军,驻军就需军粮,山西商人靠运粮拿到盐引,通过运河将南粮北运,再把山西的盐卖到南方。晋商最初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。


孙:嗯,这个在采访成一先生时也听他说过,晋商三大块,明代的盐商,清中期的茶商,清晚期的金融业。不过看你这本书很能看出,尽管晋商靠从内部自发而生的制度创新有了发展,但它们还是没能成为现代经济学意义上的资本家。


韩:晋商和欧洲金融资本完全不一样。尽管10世纪的宋代中国的贸易活动就是世界性的,尽管元代和明代进一步从陆地、海洋方向扩大了以中国为核心的世界市场,尽管利用煤炭冶炼的技术早在宋代的瓷州窑中已经成熟,一句话――尽管自公元10世纪以来中国就是世界生产、贸易和市场的核心,但是,中国注重生产和贸易的经济方式,中国式的发展道路也不会走向欧洲式的金融制度,因为欧洲形成的金融制度,主要跟战争国债制度有密切关系。

如果我们看一看真实的欧洲历史,我们今天所学到的经济学,特别是关于自由贸易和生产的发展会自动、或者必然导向金融资本的论断,都是错误的。包括亚当·斯密那一套古典经济学,它对于描述欧洲真实的历史,恰恰是毫无用处的。亚当·斯密认为,生产、贸易、土地是经济发展最核心的要素,而货币则不是,按照他的说法,货币是非生产性的要素。他主张政府要小、反对政府借国债、发行国债,斯密关于小政府的思想,就是建立在他反对英国政府借债打仗,然后再把税收加在百姓头上的发展逻辑之上的。斯密的学说是法国财政大臣杜尔阁政策的理论化,而杜尔阁的政策,则来自于法国社会对于中国宋明王朝治国理念的理想化,所以,如果你把斯密那一套拿来描述中国历代王朝,恰恰是合拍的。特别是宋明清的治理。因为中国皇帝就不向商人借钱,不主张打仗。它和商人之间没有契约借贷关系,明代正式的国家官员只有2万人,当然是小政府,朱元璋的祖制是税收定额制,清代更标榜永不加赋――这主要是指对于城市工商不加赋,即工商业税很低,一切让商人自由生产贸易,当然,同时也就很少向工商业提供公共国家服务――而这当然就是斯密的理想,也是法国启蒙思想、特别是重农学派的思想。但是,世界历史、特别是欧洲历史,完全没有按照亚当斯密所设想的那样发展,而是按照他讨厌的那个人——马尔萨斯所主张的方向发展。马尔萨斯主张用战争消灭人口。与斯密不同,马尔萨斯认为生产和贸易、市场都不是决定性的,因为生产和贸易的发展永远赶不上人口的增长,所以不打仗,不消灭人口,供给永远赶不上需求,欧洲经济学的真正核心并不是生产、贸易和市场,而是由你死我活的生存竞争所决定的供需关系,那个经济学的真正代表是马尔萨斯,并不是斯密,也不是边沁。


孙:书上说,清代好像也有一次要向晋商借钱,但停止了。


韩:甲午海战之前,象征性地向晋商借白银100万两。这是听了翁同龢的建议。而日本和中国打仗,则是英国出钱,条件是打胜了之后,中国的战争赔款必须以英磅的形式存到英国银行。清政府借晋商钱,只是象征性的,因为它始终对于战争危机估计不足,准备也就不充分,由于没有一个动员全国、全民的战争财政机制,由于没有调动一切有利的战争资源,战败是必然的。这一点,康有为在《统筹全局疏》中讲得很清楚,统筹全局的意思是说:不能以财政的方式动员和调动全社会的资源,生产和贸易再发达也毫无用处。从这个角度说,确实中国的发展道路和欧洲不一样。


孙:那你的意思是,现代金融业的发展,一定是和战争有关。有战争就有国债。再才有之后的一系列金融体系。我们的历史学、经济学都学错了?


韩:很多方面当然是错了。而且由于前提假定和解释框架错误,使得细节的研究变得毫无意义。比如说:所谓现代社会、现代体制是“危机”的产物,这是基本前提。如果没有全社会、全民族面临着空前的、你死我活的生存危机,所谓的全面征税、所谓的发行和借贷国债,这都是不能真正实现的,因为整个社会很难接受这样的体制――除非是在危机的关头,全民族到了“最危险的时候”。这种全面危机状态往往就是战争状态。我们不妨看一个简单的事实:自15世纪以来,中国是400年绵延的和平,而西方则是连续不断的民族危机和军阀战争,离开了普遍的战争和危机状态,完全不能解释现代金融制度在欧美的兴起,更不能解释西方政治经济学发展的真实历史,也不能解释西方现代社会的形成。我们在这方面存在许多形而上学的错误认识,有很多的一厢情愿。比如中国把中国文化解释为闭关自守,或者说将中国历史上出现的“海禁”解释为文化封闭的原因,这是很荒谬的,因为这些问题在过去都已经解决了,比如四十年代与郭沫若齐名的历史学家陶希圣,就系统指出因为中国是银、铜很缺乏的国家,海禁主要是为防止银铜流失海外,防止国内货币短缺造成流动性缺乏。宋、元、明都颁布过严禁贵金属下海的饬令,就是这个原因。
1# 飞到天外
二、白银帝国,白银之伤


孙:成一有部小说《白银谷》,拍成电影叫《白银帝国》,电影不算成功,而且用这个名,给人的感觉是晋商已经建立起一个白银帝国。但是看你这本书,却发现,晋商的发展其实很被白银所伤。甚至整个中国的命运转折,都被白银所伤。你有个观点:明穆宗朱载垕隆庆元年(1567年),明帝国开放“银禁”与“海禁”,通俗地说:这等于把帝国“央行”从北京搬到了拉美矿山。选择白银做货币,在你看来,是中国结束辉煌的十六世纪的起点,就错在选错了货币。


韩:那当然是。我们的前人顾炎武、王夫之早就指出过这一点,黄仁宇、滨下武志分析得更为清楚,他们都是当今世界研究中国明清史、特别是经济史的权威。滨下武志指出:中国是银缺乏的国家,却选择了白银做货币,竟然还持续了1200多年,这多么荒谬。当然,稀缺是一个理由。而选择白银还是由于美洲大规模的白银发行和生产,今天玻利维亚有个地方叫波西托,是产银的地方,西班牙人当年盲打误撞到那里,目的是找金,却发现了银。西班牙对世界经济贡献的第一件事是从巴西出航,拿下了菲律宾。银就从那儿流向中国。自隆庆开放“银禁”以来,中国进口白银的具体数字究竟是多少,一直是中外学术界争论的重大问题。现据吴承明先生《16、17世纪中国的经济现代化因素与社会思想变迁》中所作“最谨慎估计”:16世纪后期到17世纪初,流入中国的白银起码已达1.5亿两。而根据百濑弘教授在《清代西班牙元的流通》中所作另一保守统计,从1700到1835,由西方流入中国的白银迅速攀升,总额则为12亿两左右,到乾隆中期,每年仅进口西班牙银元便达500万元。

明清两朝败亡的教训自然很多,但一个长期被忽视的重要原因,就在于国家发行信用(宝钞纸币)的努力失败之后,反而将货币出路委之于海外白银进口,从此彻底丧失国家货币主权。


孙:货币主权意味什么呢?


韩:这就要涉及货币理论的一些常识。其中很重要的第一点,就是区分何谓“主权货币”,何谓“外贸凭证”。所谓主权货币,就是指国家发行的信用,它以国家税收为基础,以国家法律为保障,主权货币既是以国民税收来清偿和保证的,故只要建立起有效的国家治理结构,得以支撑起清楚合理的税收制度,国家就有发行信用货币的保障。

用银做货币,银又要西班牙进口。等于说货币主权在外头。最主要的问题是银的产量会影响中国经济。过去搞世界史的人通过研究发现,从1630年开始美洲白银的出口量减低了一半,但却没人研究这种白银出口的锐减对中国产生了什么影响――具体说就是对于1644年明朝的瓦解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,好像那已经属于中国史的事情了。同样的,1832年英国尝试金本位后,首先导致各种成色的白银都涌到中国。又因为中国纹银(也就是质地最好的银)被投机到印度去套利,劣制的银跟着进来,两者加攻,中国的货币体制在1840年之后逐步被攻垮了。这才是更细部、更真实的历史过程。基于这样的严峻问题,康有为变法主张中很关键的一条,就是发行国债。孙中山辛亥革命,最核心一条是币制革命,就是废止金银流通而发行国家货币,这个理想是1935年中国在面临日本入侵的危机下,才真正落实的,在国民党四大上,作出废除白银而发行法币提案的,就是北京大学的前校长蔡元培先生。


孙:晋商不幸经历了这些阶段,也可以这么认为,不论它如何制度创新,大的局面无力回天?


韩:实际上它也没有什么真正的制度创新。晋商的衰落首要的原因还是来自交通方面。即首先是跟西伯利亚铁路修到了哈尔滨,原有的恰克图商道被废弃有关。晋商没有发行国家货币的权力,票号不过就是伴随长途贸易而兴起的一个汇兑机构而已,不过从中拿一点贴水获利而已,它更没有发行国债的权力,偶尔一次,向国家放过债,国家还没打赢。这跟欧洲意义上有货币发行权、国债发行权的银行完全是两回事,把晋商票号说成现代金融业,纯属夸大其词。无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,搞文学的还是其他专业的,他们这么说如果不是头脑发昏,就是缺乏起码的常识。


孙:照你这么说,若晋商真跟国债挂起勾来,中国道路就可能是另一模式了?


韩:那就是往马尔萨斯与尼采所说的那条道上走了。而明清的中国当然不可能往那条路上走,简单地说就是因为那条路太变态了。鸦片战争之前,明清中国没有沦落到要靠向全社会课以重税才能混下去的地步,更没有混到除非发行国债才能应付危机的地步。战争国债之发展之路,首先是西班牙对荷兰的战争当中形成的。西班牙从美洲找来了白银,那时的西班牙,还是个阿拉伯与天主教混杂的世界。天主教在西班牙站住脚,首先是在与阿拉伯势力的战争中获得胜利。为巩固自己,又发动了一系列对异教徒――特别是新教徒的战争。它向商人借钱,抵押就是美州,热那亚商人最早了发明债券。它也知道国王还不起,于是要求还利息就行,利息越来越高。债券就可以交易了。大规模债券经营是从荷兰阿姆斯特丹银行开始的,银行是发钞、发债的,这与票号根本不同,票号有的是准备金,银子有时还借不出去呢。但银行发的是信用。准备金可以很少。是新教对抗天主教的战争筹资形成了世界第一家银行。随之而来的英格兰银行也是在炮火中形成的。欧洲1500年以后经历了旷日持久的战争,200个国家最后成为打成了几十个。再看明清这两朝,基本没有大战争。和平造成国家动员军事的力量很差,财政动员能力很差,工商业既不是国家征税的主要对象,更不是国家公共服务的主要对象,皇帝与商人当然形不成契约关系。


三、国衰则晋商衰,国家能力是第一位的


孙:最先进的最后反而最落后,颇有风水轮流转之感啊。


韩:从1500年到工业革命之后很长一段时期(1500-1850)之间,所谓中国之先进,是生产与贸易的先进,而西方之先进,是税收体制和国家信用制度之先进。最先进变成最落后,根源并不在市场、生产和贸易,金融的落后显而易见。还有政治制度。王安石说:合天下之众者财,理天下之财者法,守天下之法者吏也。吏不良,有法而莫能守。这是至理名言。中国的问题是,唐朝以前,中国基层事务采取的是行政基层承包制,包给了吏,一个县官下面几百个吏,事务都交他们。吏不拿国家工资,就自己找钱。吏就变成一个阶层了。明朝时更可怕,正式官员工资很低,赴任的盘缠都成问题,干活没有积极性,所有的事务吏都替他办了。所以就变成“官无封建,吏有封建。”明清体制,国家税收有定额,名义上收得很少,但吏在征收的时候中饱私囊很多,基本上是每征税一两,吏拿三两,结果是国家很穷,没有能力,吏反而很阔气,地方势力大得很。一盘散沙、腐败,就是这么造成的。


孙:说到底,晋商之衰和中国之衰有密切关联。但我仍然有疑问,如今其实是个西方资本主义运行并影响世界的一个局面。而“新左”一直在质疑西方建立初起的合法性,反思欧洲文明的本质,但是因此对它几百年来所建立起来的价值观与理论体系,都认为不可取吗?


韩:说西方是纯粹的资本主义体制,这首先就不正确,因为这不是事实。今天的瑞典、挪威都是民主社会主义体制,不是资本主义体制。整个欧盟的社会主义色彩都是非常突出的。在这里,我可以最简捷地说明一下什么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。资本主义把利润作为唯一的追求目标,而社会主义把社会满足程度、社会团结当作追求目标,实际上,任何一个社会都不可能把利润当作唯一的追求目标,在这个意义上,没有一个社会是纯粹建立在市场之上的,用经济学术语说,没有一个社会可以不考虑市场所造成的外部性问题,所谓外部性就是市场的社会成本,既有正面的成本,也有负面的成本,一个成熟的社会,就是要强化市场经济的正面的社会效应,而把负面效应压到最低。美国宪法中,把自由、平等和追求幸福的权力作为基本人权,而不是把追求私有财产当作人权,这就是把社会满足程度而不是追求利润当作宪政的目标,今天的奥巴马经常被说成是社会主义者,就是因为他把美国社会的满意度,而不是GDP、把企业利润当作执政目标,这个理念的来源,正如他所说,恰恰就是美国宪法。
所谓的“新左派”,我所知道的是这样一些学者,第一,他们在改革开放初期留学欧美,很多人获得了欧美大学的终身教职,或者曾经在欧美或日本的著名大学任教,真正了解欧美是怎么一回事,二,他们放弃了在欧美的优厚待遇,举家回国,他们深深地爱着自己的国家和人民。第三,他们是科学发展观的积极倡导者和实践者,我可以举两个例子,一个是我的同事,北京大学发展研究院副院长李玲教授,她是一位杰出女性,是我们国家医改领导小组首席专家。一位是清华大学崔之元教授,他是“重庆模式”的提出者。我始终为自己能够跻身于“新左派”这样一个热爱祖国、热爱人民、学术报国的优秀群体而自豪。

同时我必须说,我们现在有三个学科散布的一些似是而非、很流行的说法,都存在问题很大的问题:法学、经济学、文学。西方经济学当中包含的东西很多,比如货币经济学、福利经济学、制度学派、凯恩斯学派、发展理论,现在我们只讲市场、只讲古典经济学,这本身就是对西方经济学的阉割。同时,我们不能否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西方经济学的一部分,社会主义是欧洲文明的一部分,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无法摆脱周期性的危机,这个已经被检验,全世界都承认。德国是欧洲文明一部分,但是经济学中很少讲德国历史学派,比如李斯特、罗雪尔、施穆勒、甚至马克斯·韦伯。包括福利学派,这样我们对欧洲文明的理解很容易导致片面性,一个极端是认为欧洲就是靠它的文明,或者靠市场就变成今天这样,这种话他们敢在欧美的大学里讲吗?这三个学科是改革开放以来动辄拿西方来说事的,但是,恕我直言,其中有些叫的最响的,连英文日文都说不利落,他们所推崇的那种资本主义,那种市场的社会,在欧洲、日本和美国根本就不存在――这是一个早就应该有人指出的事实。


孙:去年有本书《金融的逻辑》很受欢迎,而且被认为是教会中国人正确地理解金融的逻辑的一本书,我看你的书,觉得你和他的结论不一样,这从反例来说,你的观点不会成为主流观点。你怎么看待那本书在中国的受欢迎?


韩:简而言之是因为那本书散布的观点极其简单而错误,陈教授竟然把美国在金融危机中的惨重教训,当作成功经验推荐给中国读者,作为一个曾经受过中国培养的经济学家,这就不仅仅是错误。今天美国的教训就是:靠发行债务、靠透支未来,不可能建立起一个健康的经济,更不能支撑起经济的持续发展。正确不正确,主流非主流,那不是自封的,是要事实来检验的。今天一个起码的常识和共识是:不能离开实体经济的发展强调虚拟经济的发展,金融业不等于股票业,一个国家的金融能力,是与其国家能力密切相关的,以所谓“藏富于民”的欺骗来鼓吹消弱国家能力的论调,从根本上危害的恰恰就是中国的金融能力,国家不扶植起几个称霸世界的企业,你就是有股民十三亿,那有用吗?这是很简单的道理。如果说这样的观点是经济学和学术界的主流,我不能苟同。在我看来,大多数严肃的经济学家,都没有糊涂到这个程度。


孙:你给自己的书起了一个非常浩翰的名字:五百年来谁著史。最开始读,看到许多我们通常历史读本之外的细节与观点,会觉得你在为一种流行的叙述纠偏。现在和你谈话,又觉得这个著字,还有另外一个涵意,就是关涉未来中国之路怎么走的诘问。我仍然觉得你书后的大同理想有种乌托邦式的浪漫,但是确实可以让人停下来思考一下,在全球化浪潮中,可不可能有一种中国道路?


韩:亚当·斯密是在康乾盛世时发表的《国富论》,那时他就把中国视为欧洲学习的楷模。五百年来中国的发展,恐怕也最符合古典经济学的范式,例如国家很少向工商业征税,当然也很少为工商业提供服务。这种不干涉主义,用中国的理想政治的说法就是“无为”。国家正式官员很少,基层事务都“自由放任”给非正式的吏去组织,但到1840年以后,中国却成了最惨的一个国家,被帝国主义欺负得遍体鳞伤。五百年来的发展模式是否可持续,答案是否定的。晋商没有继续辉煌,也和国家整个能力相关。传统中国创造了生产、贸易和市场的奇迹,但国家却没有完成普遍征税、同时给纳税人以权利、没有形成以国家税收为抵押发行信用、进行融资的机制。而成功的发行国家货币、完成货币、税收、财政的统一,这是孙中山先生辛亥革命的理想,也是新中国第一个伟大成就。从辛亥革命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族革命和社会革命,中国革命是否是必要的,中国革命是否是伟大的,答案则是肯定的。伟大的中国革命不容否定。今天,全世界都把中国崛起当作一个重要的话题,但是,无论国内还是国外,这些讨论都有一个共同的缺点,就是缺乏历史的纵深和历史的视野。比如说,把中国的崛起仅仅看作1978年以来改革开放的结果,而不是1500年以来500年世界大势变化的结果。我做这本书,要强调说:有了大历史,方有平常心、才有自信心。今天的中国,需要迈向政治成熟和历史成熟。那种不断自我否定,用革命来否定传统,以改革来否定革命,每一届都否定上一届的作风,是历史观上的不成熟的表现,目前这种倾向正在得到系统地纠正,这是非常好的现象。同时,世界是变化的,危机也是契机,没有八国联军打进来,我们就不会组织起来革命,组织建立一个强大的国家能力,没有美国金融危机,没有美国泡沫经济的破灭,我们就没有把人民币国际化、加强国家金融能力的契机。我们这个民族有5000年的历史了,想到我们伟大的历史,想到我们勤劳善良的人民,世界上没有一种力量可以阻挡我们的前进。而经济学上的幼稚病或者历史观上的浪漫主义,则需要慢慢克服。这不是乌托邦,不是理想主义,这是历史的结论,我在书的绪言中说:“历史昭示着过去,也指示着未来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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